四
最早的面条
当然，高原社会的发展绝不会一帆风顺，哪怕是位于盆地边缘的青海地区也是如此。气候的轻微变化便能给这里稚嫩的聚落造成严重影响，频繁的地质灾害也常常能够让多年的发展功亏一篑。
世纪之交，在青海官亭盆地的民和县喇家村，一座4000年前被深埋地下的“东方庞贝”重见天日，震惊了中国考古学界。该遗址从马家窑文化沿用至齐家文化时期，在齐家文化时期尤其兴盛，总面积达67万平方米，是河湟谷地中的大型聚落。在2002年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还在这里一只陶碗中，发现了用粟和黍制成的“面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面条类食物，确实引发不小的关注。
展开剩余89%青海省博物馆展出的喇家遗址F15齐家文化带壁炉的窑洞式房址模型。考古研究表明，喇家聚居区的毁灭是由地震、山洪泥石流和黄河洪水等灾难事件造成的
但真正让这一遗址拥有盛名的，却是它悲剧般的毁灭。在对遗址东区房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看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死者遗骸混杂着生活物品被掩埋在一片建筑废墟之中。3号房址埋葬2人、4号房址埋葬14人，死者姿态各异，有的匍匐在地，有的恐惧相拥，如在3号房址墙边，一名女性死者半跪在地，将一个儿童抱在怀中，抬头望天，大张的嘴似乎正绝望怒吼，可以想象，在突如其来的变故中，她本能地将孩子护在身下，但这并没有延缓死亡的到来。这些场面告诉我们，屋内的死者绝非正常死亡后被精心埋葬，而是殒命于一次突发灾难中，灾难来得如此之突然，以至于人们甚至来不及跑出房屋，只能永远沉眠其中。
如此惨剧因何而起？发掘者发现，废弃的房屋内以及死者身上都覆盖着一层红色淤泥，这是洪水来过的证据；同时在聚落废墟里，地裂缝、塌陷和沙管又随处可见，这是地震留下的伤痕。通过这些痕迹，喇家村落的末日景象展现在我们面前：在约3950年前，正是官亭盆地的繁荣时代，一场6—7级的地震爆发，地动山摇推倒了许多原本就不坚固的土墙。这还不是真正致命的，此时正值全球气候动荡期，黄河流域此时本就暴雨连连、洪水频发，地震引发的山洪和泥石流在震后迅速“突袭”喇家，尚未从惊恐中缓过神来的喇家居民这次再也无处躲藏，瞬间被淹没覆盖。这个延续了近300年的聚落此后又多次遭到洪水的袭击，直到彻底废弃和被遗忘。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考古工作者意识到在灾难到来之前，喇家的繁荣超乎想象。在喇家小广场北部，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高约2米的土台，其上有一座大型墓葬（编号M17），墓主以木棺安葬，棺内及填土中共出土15件玉器，包括三璜合璧、玉璧和玉管等。土台偏南位置还发现一件大玉刀，出土时已断裂为两段，复原后全长66厘米，刀身仅厚4毫米，近刀背处钻有三孔，器表光滑如镜。玉刀虽起源于东南地区，却在新时代末期成为中国北方象征王权的高级礼器，其地位不逊于玉钺，在陶寺、石峁、二里头、二里岗等重要遗址中仅有零星发现。而喇家遗址出土的这件玉刀体量硕大、刀身极薄、工艺考究，在全国范围内都属罕见精品。
除了墓葬，在出土14具人骨的4号房址中，也发现了3件玉璧。其中一白一碧两件玉璧整齐陈列于东北壁，周围还散布未加工的玉料和石矛。有学者推测，该房屋可能是崇玉仪式的举行场所，也可能是制玉作坊，甚或兼具两种功能。
三孔玉刀，齐家文化，长18.7厘米,宽5.6厘米，现藏青海省博物馆。主流研究认为，河西走廊西段的马鬃山、马衔山、旱峡等古玉矿可能是齐家文化玉器的矿料来源。玉矿开采后，经由贸易网络输送至各个聚落，再由家庭作坊加工成器
总体来看，喇家遗址所出玉器工艺精湛、玉质细腻、色泽纯净，反映出深厚的用玉传统和较为先进的制玉技术。作为齐家文化的一部分，喇家玉器与甘肃武威皇娘娘台、海藏、天水师赵村等齐家文化遗址所出器物风格类似，应属同一文化系统。但相比之下，喇家玉器器形更大、等级更高，选料与工艺也更为讲究。这些证据表明，喇家聚落曾经非常富裕，还曾拥有过极为发达的制玉产业。
主流研究认为，河西走廊西段的马鬃山、马衔山、旱峡等古玉矿可能是齐家文化玉器的矿料来源。玉矿开采后，经由贸易网络输送至各个聚落，再由家庭作坊加工成器。各种证据显示，这条涵盖开采、运输和加工的“玉石之路”，早在4000年前就已初步形成。位于齐家文化西缘却拥有发达制玉业的喇家遗址，是否也曾纳入这一辽阔的贸易网络之中呢？
在喇家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出土了相当数量还未成器的玉料，可能是破解其玉料来源的关键。这些玉料均呈椭圆形或近方形，直径约10厘米，正是最利于加工的尺寸和形状。这些特征表明，在抵达喇家之前，玉矿就已经不是刚采掘出来的原始状态了，而是在某处经历过初步的加工处理。与此同时，喇家遗址所出玉器质地优良，以优质的闪石玉和白玉为主，其玉质与河西走廊西端玉矿所产的玉料较为接近。鉴于喇家附近并未发现年代相近的古玉矿遗址，这些玉料很可能来源于马鬃山、马衔山、格尔木等古玉矿。由此看来，喇家遗址也应当与其它齐家文化遗址同属于一个规模更大的玉料流通与玉器贸易网络。
实际上，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喇家遗址即使在其最为兴盛时，也从未建立过城墙、宫城等大型公共建筑，即便是M17大墓与良渚、龙山文化那些极尽奢华的大墓相比也相形见绌。种种迹象表明，这并非一个由高高在上的权贵统治的社会，玉器彰显身份、维持权威的功能并不突出。换句话说，单从喇家的社会发展水平来看，似乎并不需要如此发达的制玉业，那么这些精美的玉器又是为谁而制作的呢？
答案或许并不在青海。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是中国在王朝时代之前最宏伟的都邑之一，高耸的城墙、巨大的规模、通天的高台和精美的古玉让这里成为当时天下的执牛耳者。璋、琮、牌、刀、璧等玉器在石峁出土数量庞大、精美异常，是统治者彰显权威的重要工具，与石峁煌煌大都的身份正相匹配。然而，石峁文化并非这些玉器的制造者。对比来看，石峁玉器中常见的玉璋、玉璧、玉刀等器型在甘肃、青海一带齐家文化中常见玉器器型基本相同，二者应该拥有不浅的渊源。在一则对石峁玉器原材料的研究中提到，甘肃马鬃山、马衔山和青海格尔木地区可能是石峁玉器材料的主要来源，而这些玉矿正是齐家文化玉器材料的来源地。不唯宁是，在与之同时代的晋南地区，襄汾陶寺、下靳墓地、芮城清凉寺等遗址中出土的玉璧、玉刀等玉器在形制和玉质上也具有鲜明的甘青特征。
仓形器，齐家文化，喇家遗址出土,现藏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处于麦由西向东传播的中途，喇家、宗日、沙隆卡等遗址均出土了麦类作物
将这些发现串联在一起，我们可以重建这样的图景：近4000年前，中国北方曾经存在过一条以玉石流通为目的的“玉石之路”，这条古道起自西北，那里是美玉的产地，马鬃山、马衔山等玉矿，甚至盛产优质玉石的新疆和田也在其中；而其东部消费终端，则是晋陕高原的石峁和陶寺，两个古城已来到了文明前夜，社会上层正需要大量美玉装点自身，这一网络甚至还延伸至中原和四川。在产地和消费地之间，便是活跃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社会，他们是技艺高超的玉匠，善于把璞玉琢磨成辉煌的礼器。喇家遗址所处的官亭盆地是整个青海地区海拔最低点，又有临津渡可渡黄河，是古代中原入青的必经之路，甘青与晋陕的玉石贸易线路汇聚于此，这样一来，高等级玉器出现于此也就不难解释了。自此，一条将西北与东方的道路打通了，青海扼守着这条道路的西方门户。
五
高原上的生产革命
另一边，在相近的时代，青海与更远的西方——整个欧亚大陆，也通过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
环境考古成果显示，喇家遗址崛起于全新世大暖期末期，此时高寒气候卷土重来，高原社会发展趋于减缓。在恶化的气候推动下，一部分青藏高原人群自然迁向海拔较低的官亭盆地，这促成了喇家社会的繁荣。这里不仅自然环境相对优越，还地处交通要冲，连接东西，成为高原文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孕育地。也正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喇家能便利地获取来自远方的新技术，而这些技术则在未来重塑了高原社会。
植物浮选结果显示，粟和黍仍是喇家聚落的主要农作物，但突然出现了新的作物——小麦。这并非孤例，在互助县金禅口、大通县上孙家寨、宗日、沙隆卡等的同时期地层遗址中，也都发现了小麦、大麦等过去未见的新作物。与粟、黍相比，麦类作物更适宜高寒环境，即使在25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仍能获得较高产量。它们于约一万年前在中东新月沃地被驯化，并迅速成为西亚主要农作物，后来渐次东传。我国境内目前最早的麦类发现于新疆通天洞遗址，距今约5200年；青海地区的麦类应是由新疆经河西走廊传入，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原地区才开始出现麦的踪影。青海处于麦由西向东传播的中途，新作物的传播自然也波及了这里。
鹰纹骨管，卡约文化,长25厘米，现藏青海省博物馆。卡约文化居民早期农牧并重，晚期逐步转向畜牧业为主。该骨管上刻有7只飞翔鹰纹，推测或为骨笛半成品，或为存放骨针的容器
麦子还不是青海从西方获得的唯一馈赠。经鉴定，喇家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绵羊与黄牛占比已超过60%，而在此之前，湟水谷地最常见的家畜是猪。遗址中大量发现的野草花粉也表明，当时人们曾广泛收割野草用于饲养牛羊。牛羊同样是西方驯化的家畜，与猪相比，它们能更高效利用高原草场资源，不与人争食，在用作肉食之外，牛羊还能产出奶、毛、粪等副产品，显著提升了人类在高寒环境中的生存能力。
约在4000年前，牛、羊与大麦一同从西方传入青海，并很快在此普及开来，并以此为跳板进一步向高原腹地扩散。后来，普通牛与大麦在高原环境中分别被驯化成牦牛和青稞，最终推动了青藏地区混合经济的形成：在温暖河谷种植青稞，在寒冷草原放牧牦牛与羊群。
经过数百年的调整与适应，在吸收了新的生产方式和资源后，青铜时代早期，青海各地突然热闹起来，向着高原进发的号角再次吹响。在民和、乐都等海拔较低地区，辛店文化人群半农半牧，既种植粟黍，也大量饲养牛羊，陶器上的山羊形象反映出山羊饲养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在互助、循化等较高海拔山区，卡约文化遗址如丰台、阿哈特拉山出土的植物中以大麦为主，高原农业逐步走出特色之路；甚至在人迹罕至的柴达木盆地边缘，也出现了诺木洪文化聚落，诺木洪和夏尔雅玛可布遗址规模相当可观，出土的大量牛羊骨骼说明这些遗址的主人以牧业为生，而地层中少量的小麦，则可能是高原农业的萌芽，或通过贸易从低地交换所得。无论如何，进入青铜时代之后，人类已在曾经难以生存的“禁区”扎下了根，高原真正的繁荣和强大不久后便将到来。
玛瑙珠，青铜时代卡约文化，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现藏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步入信史时代之后，擅长农耕的中原民族举目西北，发现那里的邻居已经变得陌生：他们生活在山地高原之间，有田即耕，无田便牧，善攀的山羊与他们朝夕相伴，提供了生存所需的大多数资源；地形破碎、高山深谷纵横，让看似邻近的聚落因天险阻隔而往来困难，人群互不统属、聚散无常，基于定居农耕的文教体系在此难以推行；资源的匮乏与复杂的社会关系使暴力冲突频发，也塑造了他们尚武拙朴的性情。他们被赋予了一个笼统的名字——“羌”。《说文解字》说：“羌，西戎牧羊人也”，看来高原人给中原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正是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然而，这种差异并未阻断双方血脉与文化的深层交融。正如考古基因研究所揭示，源自黄河的农耕人群与高原的早期居民，早在史前便已血脉相连，共同奠定了后世藏族、羌族等众多民族的遗传基石。中原甲骨文中的“羌”，与周人联姻的“姜”，其本质正是同一高原族群在不同历史舞台与中原互动留下的身影。
转自：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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