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句出自唐代边塞诗人高适的《燕歌行·并序》，作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高适（704-765），字达夫，一字仲武，渤海蓚（今河北景县）人，唐代“高岑”并称的边塞诗巨擘，此诗为其感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谎报战功、士卒浴血而将领纵乐的时事而作，成为唐代边塞诗中揭露军中矛盾、同情士卒命运的典范之作。
“大漠穷秋塞草腓”中，“大漠”指河西走廊至阴山一带的广袤沙漠，暗喻边塞的辽阔与荒凉；“穷秋”特指深秋时节，万物凋零之际；“塞草腓”取《诗经》“百卉俱腓”之典，“腓”通“痱”，指草木枯萎病态，既写自然景象，又暗喻士卒因战事连绵而身心俱疲的状态。“孤城落日斗兵稀”中，“孤城”指边塞戍堡，如张掖、酒泉等战略要地，象征士卒的孤绝处境；“落日”既写日暮时分的苍茫，又暗喻唐王朝盛极而衰的隐忧；“斗兵稀”以“稀”字直陈士卒伤亡惨重，既是对战场惨烈的实写，又暗讽将领轻敌冒进导致兵力折损。二者通过“大漠—孤城”“穷秋—落日”的时空对举，构建出“景中寓情、情中见理”的复合意境。
展开剩余71%全句以边塞地理空间的宏阔描绘为表，以士卒命运与将领矛盾的深刻揭示为里。表面是写深秋大漠的荒凉与孤城落日的悲壮，深层则隐喻着对“将骄卒苦”的批判与对“战争本质”的叩问——大漠的荒凉是自然规律，穷秋的凋零是时间流逝，而塞草的“腓”与斗兵的“稀”，则共同指向人为战乱对生命与自然的双重摧残。这种“以景写志、以象喻理”的手法，使诗句超越了单纯的写景层面，升华为对“权力与牺牲”关系的诗意反思。
高适创作此诗时，正值开元盛世表象下暗藏危机的时期。张守珪虽因抗击契丹有功拜相，但其部将安禄山在征讨奚、契丹时先胜后败，却通过贿赂官员掩盖败绩。诗句中的“大漠穷秋”既是对边塞实景的客观描写，又暗喻盛唐繁华背后的隐忧；“孤城落日”则通过空间距离的拉伸，强化了士卒“孤悬塞外”的生存困境与将领“帐下歌舞”的享乐形成尖锐对比。这种“士卒血战—将领享乐”的双重叙事，深刻反映了盛唐文人“建功立业”理想与“现实黑暗”的冲突，成为后世理解唐代边塞诗“悲壮美”的重要窗口。
此句在艺术上以“意象叠加”与“对比反差”见长。通过“大漠—穷秋—塞草—孤城—落日—斗兵”的连续意象，构建出“海—秋—草—城—日—兵”的立体画卷，形成“大景深”的视觉效果；“腓”与“稀”的衰败意象与“大漠”“孤城”的雄浑意象形成强烈反差，强化了批判力度。其语言凝练而意境深远，既继承了汉魏边塞诗的苍劲传统，又开创了“以诗讽政”的抒情范式。后世如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等名句，均受此句影响。清代诗论家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评其“以健笔写边情，自成一家”，认为高适将边塞诗从“叙事”推向“抒情”与“批判”的新高度。此句更以“穷秋塞草腓”的意象组合，成为古典诗词中“边塞苍凉”的经典喻象，其“孤城落日”的视角转换，至今仍被广泛引用以表达对责任与牺牲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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